《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出版发行。如今她已度过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绝无仅有，是一大奇观。《大公报》向来坚持“文章报国”“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的宗旨和特点。由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小骂大帮忙”而曾经备受蒋介石青睐。同时也由于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下较早地披露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而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刮目相看。在那个时期，《大公报》记者队伍中活跃着一大批地下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进步青年，从而使办报方向逐步倾向于人民立场。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时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按照毛主席“在完成主要任务后，给我们找点精神食粮来”的指示，带领侦察连化装进入哈达铺开展侦察工作、和敌伪巧妙周旋，智取哈达铺。同时在当地的邮政代办所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主要有天津《大公报》、《晋阳日报》、《国民日报》等。在《大公报》上，登载有陕北红军刘志丹和徐海东部队活动的消息和陕北根据地的消息。红军主力到达哈达铺后，报纸经叶剑英、彭德怀转到毛泽东同志手里，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兴奋地谈论着，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紧接着于9月22日上午，在毛泽东、张闻天驻地“义和昌”药铺后院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初步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当日下午，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正式代表党中央向全军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读到报纸后，写出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文章。红军中的另一枝笔杆子博古，也根据报上刊载的资料写出一篇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两往篇文章同时发表于中央军委前委机关报《前进报》上。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根据《大公报》提供的消息作出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使这张报纸在红军北上抗日、走向陕北伟大转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使同期的《大公报》身价百倍，成为了最有价值的报纸。
    《大公报》1935年9月开始发表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西北通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引起极大轰动，集结成书后，半年内印行七次。1936年西安事变后，范长江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除了范长江以外，《大公报》培养出了大量记者，许多大公报人成为了新闻界名人。例如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彭子冈（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等。